《抗战时代生活史》| 贾行家解读

关于作者

陈存仁，三十年代上海名医。编写过《中国药学大辞典》、皇汉医学丛书、《中国药学大典》等重要医学词典。陈存仁注意收集整理上海民俗资料，他的回忆类文章，具有特殊的社会研究和民俗价值。

关于本书

本书作者以历史亲历者的视角，记录了抗战时期上海民众的生活。记录了在抗战时期上海生活的亲身见闻。凭借医师的身份，他与上海滩上的名流士绅、汉奸特务都有过交往，虽然多次遭遇风险，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本书弥补了上海沦陷期间普通上海市民生活记忆的空白。

核心内容

在八年抗战中，市民经历了由抗战初期的团结兴奋到低沉苦闷的情绪历程。随着外来人口涌入租界，上海经历过一段畸形的商业繁荣。出现了阶层转移现象，炒卖期货、囤积货物的暴发户和“跑单帮”的商贩成了社会新贵。普通民众因为物价飞涨、物资粮食短缺，生活非常困窘。

从市民的视角，作者观察了侵华日军的军事和统治手段。日军惯于利用了谍报、汉奸渗透和杀戮的恐吓手段。但内部一直存在着战略误判和观念分歧，而且实际控制的区域，主要是“点”和“线”。在经济掠夺上，有代表性的手段是发行军票和倾销鸦片。书中还说到了汉奸这个特殊群体。汪伪政权成立以后，吸纳了一大批留在上海等待投敌的汉奸。最让民众痛恨和恐惧的，是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杀手，他们把曾经安宁的上海变成了一片恐怖的土地，留下了无尽的创伤。

前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我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抗战时代生活史》。

人的共情能力有个现象：容易被个体的受难激发出悲伤情绪，但接触到成千上万的死亡时，就只剩下抽象的数字概念了。这也不是麻木，而是认知的固有表现。但它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要真正了解一段历史，不仅需要全局性的发现，也要对个体处境有所感知。特别是对于抗日战争这段必须世代铭记的历史。

有关抗战的史料，大多来自正面对敌战场。最稀缺的，是像本书这样专门记录民间社会的文献。本书作者陈存仁，是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也是一位媒体人、上海民俗专家。之前，我为你解读过一本他的《银元时代生活史》，那本书主要讲的是民国时期的经济生活。而这本书讲的，是在抗战这个特殊时期，在沦为“孤岛”的上海，普通民众是怎样生活的。

对陈存仁来说，从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这整整八个年头，是一段漫长痛苦的记忆。由于医生这个职业身份，他的见闻要比普通市民广泛得多，接触过中朝抗日武装、日伪特务机构的各方力量，见识过褚民谊、陈群、吴四宝这些大汉奸的真实面目。

在《银元时代生活史》里，陈存仁还有种出自社会名流的自在和优越感，但到了这本《抗战时代生活史》里，他既秉笔直书真实见闻，也毫不讳言自己的软弱和慌乱。这些更能代表普通人的心态，独具温度和感染力。

这本书一共有18个篇章，并不是按照固定的线索，而是采用随笔漫谈的形式，组合串联起大量丰富的历史细节。有的篇目，是写某个特定时期的社会现象；有的篇目，是专门记述某个历史人物，各自独立成章。

我最想向你推荐的，是本书以个人角度来回顾抗战时代的独特价值。所以，本期音频是从上海市民的角度，为你讲述当时的三个群体。第一个，是普通上海民众。为你讲讲他们在抗战中的见闻和心态，也就是说，这八年都是怎么过来的？第二个群体，是上海市民亲眼看到的日本军队。他们的所作所为中，除了众所周知的暴行，还有哪些历史材料较少提到的侧面？最后要说的，是一个处于历史阴暗角落里的群体：也就是日伪政府大大小小的汉奸们，他们曾经在敌占区里横行一时。我们来看看这些人是从哪儿来的，最后又是什么下场？

第一部分

下面咱们就先来说说：沦陷区里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

抗战爆发以后，中国被分割成不同的控制区域，而上海是其中最特殊的一块：它被日军占据，但长期保留着英法租界，形成了“孤岛”。国共和日军，都对租界进行着持续渗透。此时的上海，呈现出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景象。

在抗战时代，陈存仁的态度是以自保为主。他既没有勇气奔赴前线，也不愿意下水去做汉奸，只能隐忍地生活了八年。这种平常人的心态，倒是最能代表大多数人。

在这里，我们先来概括一下，在抗战的不同阶段里，公众情绪的不同状态。当淞沪会战刚刚打响时，正规军大量开进上海四郊闸北、吴淞地区时，市民们倒并没有恐惧，而是感到了同仇敌忾的兴奋。一时之间，军方需要什么，后方就捐献什么。陈存仁在育婴堂，也就是收养战争孤儿的孤儿院，遇到一对没有留下姓名的夫妇，当场就捐赠了一万银元，这相当于上海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

在战争初期，上海人不害怕空袭和枪炮，纷纷聚集在高处和河岸上为中国军队助威。在四行仓库保卫战里，传说有位叫杨慧敏的女童子军跳进交战区的河水，为八百壮士送去了一面国旗。

然而，当日军攻破了防线，逐渐蚕食了上海四周，只剩下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这块“孤岛”时，市民的心理开始消沉下去。每隔三五天或十几天，他们就收到又有某个城市沦陷的消息。徐州失守以后，北方的战况越来越坏，中国军队总是处于转移。除了台儿庄战役给予日军沉重打击之外，每次会战的消息结尾都是一个“退”字。

这个时候，日本也在加紧侵略宣传和心理战。每占领一个城市，就要举行庆祝游行，在报刊、杂志上刊登占领地图。尤其在珍珠港事件以后，市民们连“抗战必胜”的信念也开始动摇了。

战争爆发后，由于租界仍在英、法两国的控制下，大量人口涌入，引起了房价和租金暴涨。这个时候，民众情绪已经从悲观变得麻木了，索性得过且过，及时行乐。一时之间，上海呈现出一派病态繁荣。短时间内，新建了无数房屋。过去围绕老城隍庙的商铺不够用，就又盖了一座城隍庙，形成了一个新商业区。娱乐场所的生意比战前更好。过去，租界有几十家大小舞厅，在战争期间，数量翻了一倍。在日场夜场之外，还增加了一种晨场，一大清早就有很多人赶过来跳舞。饮食业的生意也出奇地好。随着新贵阶层的出现，出现了一批被上海人称为“华字头”的酒楼，价格非常高昂，比战前的十里洋场还要奢华气派。

这就是抗战时广为流传的大上海“舞照跳，歌照唱”和“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一方面，这是上海权贵们的纸醉金迷，同时，也有普通民众苦闷无处发泄的成分。

到战争后期，日本的新闻封锁变得越来越严厉，收缴了民间的短波收音机。陈存仁发现，报道战争消息最准确的，是一种俄侨办的杂志，得要到俄国餐厅里去借阅。他从“神风特攻队”的消息里，推断出日本的空军已经丧失了战斗力，很快就要战败的。

上海人把民间的消息，叫作“蚂蚁传”，就是像蚂蚁碰触角一样传播小道消息，广岛长崎遭到轰炸的消息，就是这么传来的。当日本天皇下诏书投降时，上海市民欣喜若狂，竞相上街狂欢，一吐郁积了八年的压抑。

在四处传播的小道消息里，既有事关战争的大事，也有茶米油盐的物价。这本书名叫“生活史”，就是因为着力记述了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城市，随着战争爆发，出现了许多独特的经济现象。

上海人向来具有精明的商业头脑。战争爆发的第二个月，在租界的商业俱乐部里，商人们就开始讨论战争中的经济趋势问题。陈存仁参加过一次马寅初的经济学讲演。马寅初认为战争不会拖得太久，没有囤积居奇的必要。现场有个颜料商人说这纯属书生之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上海的颜料商就靠着囤积发了大财。抗战时，他们又向德国大批订货。商人的直觉，最后战胜了经济学家的分析。当时囤货的最大宗是米、白报纸、西药、汽油等能源和生活物资，这批商人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普通民众以跑单帮的形式，从封锁线外偷运粮食和手工制品进租界，再从租界里换成肥皂、香烟、蜡烛等洋货冒险运出，利润率高达10倍。很多小贩靠着跑单帮，从难民变成了在租界置业的房主。

抗战中期，上海的证券和期货交易市场，成了混乱的赌场。富豪和日伪的重要人物联手操纵股市和纱布期货，频频放出中日和谈的假消息，一天之内，牌价就会出现几倍的涨跌行情。场内的多空大战，经常延伸到场外，引起大亨间的绑票、暗杀。

当时国民政府的货币是法币，法币在抗战时期不断下跌，物价暴涨，银行成了最大赢家。几年前的一大笔存款到期时，连一包香烟都买不到。最大的输家，是那些靠房租为生的人。上海犹太巨富哈同的养子，拥有南京路80%的房产，但随着物价飞涨，房租连温饱都无法保障，只能靠变卖家产过日子。有个苏州富翁，拥有300套大石库门住宅，干脆放弃了收租，因为租金加起来还不够雇一个人收账的。

乱世之下的阶层转换，出现了许多诡异的现象。新贵和汉奸们的赌博，以黄金为单位，一夜间的输赢上千两。为了附庸风雅，暴发户们到处搜刮古董字画，最热门的是唐伯虎和文天祥。这倒也没什么特殊寓意，就是由于他们的知识全都是从戏台来的，就知道这么两个古人而已。

说完经济现象，我们再来看看上海市民们的生活。

中国民众有一种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处境，都要努力挣扎图存的韧性。会努力抓住每一丝生机，维系世俗生活。但是，熬到光复前夕时，即使在上海，普通民众的生活，也变得极为拮据了。

抗战中期以后，汽油逐渐绝迹，上海公交车辆全部停运。私家汽车改用过一段时间的木炭燃料，就是在车的后备箱加装一种大铁箱，开车之前半小时，先在里面烧炭。很快，木炭就把汽车都损坏了，连上海十大女明星也要骑自行车出行了。日军实行电力管制，每户每月限电7度，只够在吃饭时开一会儿灯的。而上海还能供电，已经让江浙人感到很惊讶了。

老百姓最关注的，当然是基本的吃穿。当时上海和所有敌占区一样，实行口粮配给制，一开始是按户发放碎米和杂粮，后来是一种难以下咽的所谓“六谷粉”。要吃米，就得到跑单帮的黑市去买，黑市的米价每个月都要跳涨六七次，普通人是根本无法承受的。陈存仁当时拥有一座医院，但需要拿出积蓄，才能保证全家人吃到大米。

由于布匹囤积，市民们做不起新衣服。战争后期，上海出现了一种新的抢劫方式，叫“剥猪猡”，就是把人拖进里弄，扒下他的外衣外裤。有的乞丐专门守在食物摊档边上，从顾客手里抢东西吃。

日军侵华给上海市民造成的，除了这种直接的生存压力，更是一种社会风气和民众心态的创伤。

第二部分

日本军方对不同的区域，有相应的攻击和占领策略。说完上海人在抗战时期的经济生活，我们再来看看日军在上海的所作所为。

上海市民对日本军队的印象，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来说。

第一，在军事上，由于上海的特殊地位，日军轮流使用了谍报、汉奸的渗透手段和残暴杀戮的恐吓手段。在1937年全面侵华以前，日本已经通过政治恐吓和军事蚕食手段，占领了许多中国领土。在813淞沪会战前，日军已经在上海盘踞经营了多年，取得了先手。1932年的中日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周边驻扎，而日军却可以在虹口驻兵，黄浦江上还有大量日本军舰。

日本侵略上海依靠的另一股力量，是在中国潜伏多年的间谍和汉奸。当时的上海市政府里，各个部门都有日本间谍。上海市市长每天与南京的密电，都会被截获破译，最后他不得不带着亲信在法租界的秘密地点办公。而他指令送出上海的情报档案，半路上就被偷换成了白纸。

到开战时，日军早已对中国军队的城防部署了如指掌。在淞沪会战期间，日本人事先收买的汉奸藏在在闸北的民房，到了夜里就出来燃放信号弹，为日本兵的炮火引路。这些人就是上海的本地流氓，中国军队很难抓到。

日军控制上海以后，市民们在宝山等地方，已经亲眼目击了他们的残暴。不久以后，又爆发了南京大屠杀。屠城不只是发泄兽欲，也是在高层授意下摧毁抵抗意志的威慑手段。陈存仁记载，他认识一位叫林泽苍的摄影师，林泽苍听说日本军人私下流行把在南京烧杀奸淫的照片摆拍下来，送到上海去冲印。他也通过虹口的照片馆拿到了一套。陈存仁亲眼见过，这套照片有上百张，内容除了成排屠杀中国军民，就是强奸妇女。林泽苍把其中的四张送到外国记者站，向全世界曝光了日军暴行。这套照片，五十年代曾在日本出版，引起日本民间对军国主义的强烈谴责。

第二，以上海人的耳闻目睹，日军的实际控制能力其实有限，而且内部一直问题不断。日军控制的区域，都是“点”和“线”，也就是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就上海来说，日占区是黄浦江西部和浦东沿江的仓库。其余的大片区域都活动着游击队和地方武装。少量的日本兵是不敢轻易离开“点”和“线”的。

市民们还发现，日军内部，其实也一直都有不同的声音。日军中有很多持反战立场的军人，他们的行动受到了严酷镇压。有的被就地处决，有的被送回国内做苦工。日本投降前夜，陈存仁亲眼目睹了日本宪兵大批枪杀参与暴动的日本军人。看到日本人对同胞都如此残忍，让他极为恐惧，生怕他们孤注一掷，在撤退前屠杀上海民众。

由于兵力不足，汪伪政府的军队又毫无作为，日军曾经从关外调来过几万伪满洲国军队。这支军队因为穿棉袄、戴皮帽子，被上海人称为“皮帽子军”。皮帽子军本来就是土匪出身，从关外来到富庶的上海，根本就不听从日本调遣，终日在上海抢劫行凶。日本当局发现失策，就把皮帽子军分割成小股，让他们到京沪、沪杭沿线和各地的游击队作战。没想到又失算了，皮帽子军自成一股势力，在南方扎下了根，既骚扰民间，也调转枪口和日军作战。

在抗战末期，日军正规部队的纪律也变得非常松散。早期的日本军人只知道执行命令，不懂得搜刮钱财。到了这时候，也从汉奸那里学会了贪污受贿。被抓进宪兵司令部的犯人，只要交钱就能被放行。警察局的日本局长，也学上海黑帮的样子收门徒和保护费。

第三，上海人看到，在占据上海后，日军的统治方法也是不择手段的。

民国初年，上海的杀人案是很罕见的。比如，1920年，有个叫阎瑞生的人抢劫杀死了一名妓女，就成了全市关注的大事，报刊连续追踪了报道几个月，还被改编成话剧、京剧和电影。而到了孤岛时期，日本人主使在租界杀人，已经变成再普通不过的事儿了。他们建立了一个被上海人称为七十六号的特务总部，培植了大批枪手在租界到处搞绑架暗杀。一开始，七十六号的刺杀目标是不与日方合作的国民党人员。由于租界里的报纸一直抨击嘲讽日本和汪伪政府，后期转而暗杀新闻界人士，还发布了一份83人的暗杀名单。特务们会在舞厅里直接枪杀参与抗战的舞女，在租界当街和警察进行枪战。

除了直接的暗杀，日本的经济侵略也一样阴损。日本军部发行了一种军票，用来支付在占领区的开支。这种军票不能和日元兑换，相当于打白条和抢劫。日军用武力推行军票，但在租界，市民只肯接受法币和美元、银元。于是，汉奸们就把这种军票转嫁给了农民。当时，陈存仁的乡下亲戚找到他，带来大量军票求他兑换法币。汪伪政府的清乡委员会拉着整卡车的军票下乡，换走了农民2/3的收成。

在这些五花八门的手段里，日本对占领区最明显的侵蚀是贩卖鸦片。

在1929年民国政府禁烟之前，吸食鸦片是合法行为。有的大户人家因为吸鸦片可以让人足不出户，避免沾染嫖赌恶习，还会纵容子弟学抽鸦片。日军全面侵华以前，就成立了一家叫宏济善堂的机构，在热河种植鸦片。日军打到哪里，宏济善堂的鸦片就卖到哪里，成为军方的重要收入。

在烟民们口中，热河鸦片被称为“热河土”。在当时的上海，想买米很难，买热河土却很方便。上海愚园路的中心商业区，除了几家大赌场，沿街的商铺和住宅，差不多全变成了鸦片烟馆，每天的人流量达到几十万人。

吸毒者会把能染指的一切财物换成鸦片，送到日本人的腰包里，最后惨死在街头。陈存仁是中医，善于观察吸毒者的症状。他察觉出在供货的药店里，三个伙计全都吸毒，特意提醒了药店老板。老板回答说：“我早就知道。他们吃不起鸦片，现在吃的是日本人做的红丸和打吗啡。现在的药店职员，九成都有毒瘾，换人也没用。”很快，陈存仁发现连自己的雇员和两个实习学生也开始吸毒了，诊所还丢了很多东西。这些人最后都惨死街头或沦为乞丐。租界里有种黑车厢的卡车，每天搜寻倒毙在街头的吸毒者，运到郊外掩埋。抗战期间因吸毒而死的市民不计其数。

第三部分

如果请老人回忆抗战时期，他们都会说：“日本兵可恨，汉奸更可恨。”这话没错，日军在占领区只留下少量兵力，一个县城里，可能只驻扎了一个班。在沦陷区里，直接欺压民众的，是所谓的“维持会”和汉奸。下面，咱们就来说说上海的汉奸这个见不得光的群体。

先来说汪伪政权里的大汉奸。上海陷落后，国民政府动员上海的政客官僚一同南迁。有一些人却故意拖延不走，他们原来就是国民党内权力斗争的失意者，正想趁这个时候，挤进日本人组建的政府做事。陈存仁觉得，其他职业的人都有安身立命的技能，唯独这些民国的政客，既做不了别的事又闲不住，只要有机会满足权力欲，就不在乎给谁做事。所以，当日本人要组建政权时，他们都争抢着想要挤进这个名单。

汉奸里最大的一个，自然是汪精卫了。在中国近代史上，汪精卫是个很复杂的政治人物。陈存仁的回忆，很能代表普通上海市民对他的印象。汪精卫的个人魅力非常强，在民国时期，绝对是政治偶像。起初，关于他叛国的消息，上海民众们并不相信。直到他1938年12月发出公开电报支持对日妥协，又从河内来到上海，进入日军的势力范围，上海市民才肯定汪精卫确实做了汉奸。

汪精卫在日本人的股掌之间，一直都很狼狈。他训练的南京伪军，日本人可以架起机关枪随意屠杀。他靠反清革命起家，却要被安排去拜见溥仪，让他丢尽颜面。他所能影响的，只有上海和江浙地区。那时北方也有伪政权，既然都是听命于日本人，当然不肯买汪精卫的账。北平的汉奸还要挖苦他说：“日本人要中国的十样东西，北平可以还价到五样，结果是被拿走八样。而向汪先生要十样，他就送上十样，结果被拿走了十二样。”

在上海市民们的传闻和印象里，汪精卫在私生活中，和其他大汉奸还有一些区别。因为早已身败名裂，所以别的大汉奸都不掩饰欲望，几乎个个嚣张，贪财好色。唯独汪精卫深居简出，在上海民间，并没有关于他贪污和玩弄女性的传闻。但是，大节既然亏损，他的心迹也就只能独自带到地下。生前进退失据，沦为笑柄，死后也不可原谅了。

陈存仁直接接触过的，也是当时很出奇的一个大汉奸，是汪伪政府里的要人褚民谊。褚民谊的出奇之处是，他是个罕见的怪人和糊涂人。褚民谊在法国学过医，后来成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主管文教卫生。他擅长书法和太极拳，性格豪爽，言谈漂亮，起初名声不错。

但很快，人们就发现这个中央委员荒唐好色，会在正式的政治场合招妓，公然播放黄色影片；天天和女戏剧演员混在一起，在全国运动会上，自己跑去给女运动员擦油。在抗战胜利后的审判里，褚民谊先是被判了死刑，后来南京政府认为他虽然是汉奸，但只是被牵着鼻子走的从犯，签发了免死手令。没想到，褚民谊的糊涂是传家的，这个手令居然被他女儿半路给丢了。褚民谊在刑场背部中枪，临死还即兴表演了一个鹞子翻身，确实是荒唐糊涂了一辈子。

让民众们又恨又怕的，是那些直接执行罪行的小汉奸。七十六号最先在上海招募的是黑帮打手和市井匪徒，只要会打架、会开枪就录用。其中，最让上海人谈虎色变的一个，是头号杀手吴四宝。陈存仁认识吴四宝，是因为他在三十年代初编辑《中医药辞典》时，吴四宝就是出版社的司机。战争带来的混乱，使他成了混世魔王。吴四宝在上海横行四年，杀人无算，最后在苏州被毒死。

这是汉奸的常见下场。这些人既不会多么忠于日本人，日本人也并不信任他们，彼此的关系，是真正的苟合。在汉奸这里，只是想谋取些好处，随时做好跑路准备。当日军出现败迹时，上海汉奸纷纷寻找重庆的关系，希望留一条后路。

日本人对汉奸的态度，市民们早就看出来。他们会放纵汉奸抢夺财物，过一段时间，再把他们杀掉，以示维持治安，顺手将汉奸的财产接收过来。奇怪的是，这么明显的事情，被贪欲左右的汉奸就像感觉不到一样。

除了被日本人随意处置，汉奸彼此间也互不相容。在汪伪政权高层，派系倾轧相当激烈，派特工彼此暗杀。比如，毒死吴四宝的，是他在七十六号的上司李士群，一年后，李士群又被周佛海的手下毒死。小汉奸之间为了争夺利益，彼此残杀更是屡见不鲜。

汉奸界也有一句名言：“当过汉奸，王八蛋还想再当汉奸”。这倒不是良心发现，而是发现自己选择的道路，几乎总要走到这个结局上。

总结

好，关于《抗战时代生活史》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就介绍到这里。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主要内容。

第一，本书作者陈存仁，以历史亲历者的视角，记录了抗战时期上海民众的生活。在抗战中，市民经历了由抗战初期的团结兴奋到低沉苦闷的情绪历程。随着外来人口涌入租界，上海经历过一段畸形的商业繁荣。出现了阶层转移现象，炒卖期货、囤积货物的暴发户和“跑单帮”的商贩成了社会新贵。普通民众因为物价飞涨、物资粮食短缺，生活非常困窘。

第二，我们从市民的视角，观察了侵华日军的军事和统治手段。日军惯于利用谍报、汉奸渗透和杀戮的恐吓手段，但内部一直存在着战略误判和观念分歧，而且实际控制的区域，主要是“点”和“线”。在经济掠夺上，有代表性的手段是发行军票和倾销鸦片。

第三，说到了汉奸这个特殊群体。汪伪政权成立以后，吸纳了一大批留在上海等待投敌的汉奸，其中比较奇特的一个，是糊涂荒唐的褚民谊。最让民众痛恨和恐惧的，是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杀手。

撰稿：贾行家

脑图：摩西

转述：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