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贸易与仗剑经商》| 萌露解读

关于作者

骆昭东，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福州大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关于本书

一提到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大家一定会认为是“闭关锁国”。而同一时期的西方，则刚好相反，无论是荷兰、葡萄牙这样的小国，还是英国、西班牙这样的大国，政府都对海洋贸易十分鼓励和支持。也正是因为，明清时期中国和西方对待海外贸易的不同态度，造成了后来中国的落后和近代的一连串惨败。但是这种论断，实际上早就已经过时，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就有不少中外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明清时期的中国在全球贸易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当时全球贸易货币是以白银为主，而世界白银总量的一半都通过贸易的渠道流入了中国。这本由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骆昭东撰写的《朝贡贸易与仗剑经商》，可以说是这方面研究的最新著作。

核心内容

一、在地理大发现开始之后，西方贸易政策和模式的核心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作者把这一时期的西方贸易称之为“仗剑经商”？

二、在我们认为中国“闭关锁国”的那段时间中，中国的海外贸易政策究竟是怎样的？所谓“朝贡贸易”又是怎么一回事？

三、东西方贸易各自的本质和优劣势是什么？在这两种体系碰撞之后，中国为什么会节节败退？

前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为你解读的是《朝贡贸易与仗剑经商》，副标题有点长，叫“全球经济视角下的明清海外贸易”。这是一本讲述和研究明清时期中国海洋贸易的书，所谓“全球经济视角”是在同一时期内，将中国和西方的贸易模式进行对比。在对比之下，我们就能看清，东西方贸易各自的特点，还有为什么原本贸易和军事都有优势的中国，会在之后几个世纪的中西方贸易竞争中失败？以及不同的贸易模式对东西方的社会发展有什么影响？

一提到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大家一定会有一个固有印象，就是明清时期的中国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明朝的朱元璋曾经明令“寸板不许下海”，而清朝的顺治也制定过“无许片帆入海”政策，简单来说，就是一片木板，一块船帆都不许下海。而同一时期的西方，则刚好相反，无论是荷兰、葡萄牙这样的小国，还是英国、西班牙这样的大国，政府都对海洋贸易十分鼓励和支持，这才有了哥伦布、麦哲伦等一大批海外冒险家。也正是因为，明清时期中国和西方对待海外贸易的不同态度，造成了后来中国的落后和近代的一连串惨败。

但是这种论断，实际上早就已经过时。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就有不少中外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明清时期的中国在全球贸易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就是德国历史学家冈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了。在这本书中弗兰克以白银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向为线索，发现从欧洲“地理大发现”开始，到18世纪工业革命为止，这几百年间，虽然表面上欧洲的航海贸易如火如荼，但是全球的经济中心始终在东亚，也就是中国。因为当时全球贸易货币是以白银为主，而世界白银总量的一半都通过贸易的渠道流入了中国。

弗兰克的洞察揭示了明清时期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真实地位。但《白银资本》这本书仍然是从全球化的宏观视角出发，并没有对这一时期，东西方贸易政策和模式进行详细比较。而这本由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骆昭东撰写的《朝贡贸易与仗剑经商》，可以说是这方面研究的最新著作。

好，接下来我就通过三个部分，来讲述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我们先来看看，在地理大发现开始之后，西方贸易政策和模式的核心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作者把这一时期的西方贸易称之为“仗剑经商”？第二部分，我们再来看看，在我们认为中国“闭关锁国”的那段时间中，中国的海外贸易政策究竟是怎样的？所谓“朝贡贸易”又是怎么一回事？第三部分，我最后来对比一下，东西方贸易各自的本质和优劣势，以及在这两种体系碰撞之后，中国为什么会节节败退？

第一部分

好，我们先来说第一部分内容，作者为什么把14世纪开始西方贸易称之为“仗剑经商”。

过去，我们一提到西欧“地理大发现”，首先想到的一个词就是“冒险精神”。比如，葡萄牙人一次又一次的尝试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哥伦布仅仅率领三艘帆船就敢横渡大西洋；而麦哲伦更是带着一支五艘船组成的船队，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人类第一次环球旅行。

这些行动，表面上看起来确实是“冒险精神”体现，但如果深入历史的细节，你就会发现，哥伦布他们之所以能完成这些“壮举”，光靠“冒险精神”是不够的，“冒险”的初衷，也不是因为“冒险精神”。比如，哥伦布横渡大西洋的初衷，是要开辟通往亚洲的航线，以此来获得巨额的商业利润。

你看，从欧洲到美洲的距离其实只有两千多公里，不是太远，早在10世纪左右的时候，北欧的维京人就曾经抵达过北美洲。但是，在哥伦布之前，没有一个欧洲人想过要横渡大西洋。

简单解释一下，西欧人为什么要向西开辟新航道。当时亚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香料产地，而香料在欧洲有非常大的市场，把香料从亚洲运到欧洲可以赚取十几倍的利润。比如麦哲伦船队从亚洲回来的时候，船上装满了香料，不仅填平了这一次环球航行的全部费用和损失，还让每个人都大赚了一笔。

按理来说，西欧人是完全可以利用这个商机的，但是由于当时从亚洲到欧洲的陆上贸易被阿拉伯人垄断，西欧人无法染指。所以为了香料贸易，他们就必须开辟通往亚洲的新航道。你看，欧洲“地理大发现”的主要动因，根本不是所谓的“冒险精神”而是“利益驱动”。并且即便是有巨额的利益作为驱动，“冒险”事业的主要推动者，依然是国家和政府，而不是个人。无论是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还是发现好望角的迪亚士，背后都有政府的支持和资助。

现在新的贸易航道已经开辟，接下来的问题是，欧洲各国该如何利用这个贸易通道？在经济学的理论中，西欧各国应该展开自由贸易，然后通过“比较优势”原则，展开竞争，也就是看谁能够用比较低的机会成本来生产或者运输更多的产品。表面上好像确实如此，比如在后来的商业竞争中，荷兰人通过改进船只，增加船只的航速和运载量的办法，取代了葡萄牙和西班牙。

但是，这种和平竞争只是表象，按照书中的观点：对当时的国家来说，实行自由贸易完全是一种不可能的事。在分工比较原始的情况下，谁占据了商路谁就垄断了贸易。

因此，实际上西欧海上强国在贸易竞争中，处处体现了政府的作用。政府以军事为先锋，帮助商人开拓市场，排挤竞争对手，这就是所谓的“仗剑经商”。最典型的例子，就发生在英国和西班牙的商业竞争之间。西班牙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第一波崛起的西欧国家，西班牙政府通过武装殖民的方式，控制了大片的美洲土地，垄断了大西洋贸易。我们都知道，英国不仅和西班牙临近，而且自身就大西洋的一个岛屿。所以，作为一个后起国家，英国势必要和西班牙展开商业竞争。在当时的情况下，英国商人连出海贸易的机会都很少，更不要说和西班牙商人展开竞争了。

而在英国和西班牙的竞争中，英国一开始不是对手，于是就暗地资助海盗，然后用海盗的力量来打击西班牙的贸易。当时，英国政府全力支持海盗，连女王都向海盗提供了私人资助，这让西班牙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这就是著名的“私掠船制度”，是政府授权抢劫别国的船只。也就是说，英国海盗抢劫西班牙商船是符合英国法律的。

因为英国的海盗背后都有政府的支持，所以西班牙光打击海盗是没有用的，必须让英国政府彻底的放弃支持海盗的政策和行为。所以，西班牙才在1588年之后，出动无敌舰队，向英国本土发动了五次进攻。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西班牙在五次战争中全面失败。军事的衰落让它没有能力继续垄断大西洋贸易，英国才取代西班牙，成为新的大西洋霸主。

所以，无论是最开始的威尼斯，还是后来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在商业竞争方面，都离不开军事的支持。一个国家商业崛起的背后，都是军事的强大，这就是所谓的“仗剑经商”。可以说，没有“仗剑”这个因素，西欧各国的商业不太可能发展成后来的规模。在这种政策的主导下，欧洲从11世纪的威尼斯开始逐渐的建立起一套以国家军事武装为基础的贸易圈，贸易圈的中心最开始在意大利半岛，随后转移到了西欧地区，贸易范围也从地中海扩张到大西洋和印度洋。当然，西欧的贸易扩张并不是纯商业贸易，还伴随着大面积的，带有掠夺性的殖民贸易，比如非洲、南美和印度。所以，在“仗剑经商”的模式下，商业竞争就是军事竞争，商业扩张就是武力扩张，二者是密不可分的。所以，1840年的时候，英国才会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在本质上，“鸦片战争”就是英国为了扩展贸易而发动的战争。

那么，仗剑经商模式给欧洲带来的影响是什么？仅仅是促使欧洲的商业贸易的规模扩大吗？当然没有那么简单，“仗剑经商”模式带来的最大影响，是帮助欧洲跨越了“马尔萨斯陷阱”，也就是在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有限的情况下，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必然有一个临界值。一旦超过这个临界值，就会引发以消灭人口为目的的社会灾难。可能是战争，可能是饥荒，也可能是瘟疫。

美国汉学家彭慕兰在《大分流》这本书中说道，在17世纪之前，中国和西欧的社会经济情况相差不多，而之所以会有后来的差距，就是因为西欧跨过了“马尔萨斯陷阱”，而中国没有。那“马尔萨斯陷阱”和“仗剑经商”又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很简单，西欧通过武力强制开拓国际贸易市场之后，尤其是开拓殖民地之后，他们就可以用外部的资源来滋养本地的人口，这样一来就化解了社会生产力和人口增长之间的冲突，跨越了“马尔萨斯陷阱“。有了外部的资源之后，让西欧社会可以在一段时间内集中进行生产力的突破，也就是”工业革命“。而在”工业革命“完成之后，”马尔萨斯陷阱“也就不存在了。

你看，西欧各国在“地理大发现“对海上贸易的武装控制，不仅让西欧的贸易和殖民范围快速扩大，而且还直接对西欧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让西欧社会度过“马尔萨斯陷阱”，促成了西欧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先地位，当然也超越了中国。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部分内容。

第二部分

在了解这一时期西方的商业扩张模式和逻辑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同一时期的中国究竟遵循着怎样的商业逻辑，在这几百年间，中国是不是真的在“闭关锁国”？

明清时期中国海外贸易的模式，就是书名中的另外四个字“朝贡贸易”。什么是“朝贡贸易”呢？首先我们要简单解释一些传统中国的世界观。在古人看来，中国是居于世界的中央，是“天朝上国”，中国以外都是“化外之民”。中国代表着文明和先进，其他国家都是“野蛮”和“落后”，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内华夏，外夷狄”的世界观。这是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注意这种世界观不仅存在于中国，整个亚洲东部地区都接受这种世界观，比如韩国、越南、朝鲜、琉球、暹罗。在这种世界观之下，亚洲东部开始建立一种国际秩序，中国是“宗主国”，其他国家是“藩属国”，藩属国要定期给宗主国进贡，这就是“朝贡”。

这里可能会产生一个误解，就是中国是亚洲东部地区的霸主，用实力优势欺负周边的国家。实际上，“宗主国”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老大”，而是秩序的中心，要负责维护整个秩序的稳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朝时期的“抗倭援朝”。当时，丰臣秀吉结束了日本的战国时代完成统一，开始进攻朝鲜。朝鲜不是日本的对手，只好向宗主国求救，明朝、朝鲜和日本之间爆发了一场长达七年的战争。

战争的具体过程，我们略过不谈，这里重点说一下战争费用和损失。在“抗倭援朝”战争中，中国辽东地区的军队损失60%，总共花费了一千万两白银，相当于政府年财政收入的一半。可见在“华夷秩序”中，中国这个“宗主国”当得有多么不容易。也就是说，中国追求的是整个国际政治秩序的稳定，至于所谓的“进贡”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性行为，你向中国进贡，证明你愿意接受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这是“朝贡体系”的政治意义。

在了解朝贡体系的政治意义之后，我们再来看其中的贸易部分。刚才我们说到，“藩属国”会定期向中国进贡。这听起来好像是中国占便宜了，但实际上藩属国的贡品不是金银财宝，而仅仅是一些土特产。比如，朝鲜给明朝的贡品，一般都是人参二十斤、豹皮六张、麻布四十匹之类的东西，本身并不值钱。而且，在接纳这些“贡品”之后，中国政府要回赠价值更高的东西，比如真金白银，各种奢侈品，还有丝绸瓷器等等。你看，所谓“朝贡”，实际上是有物品互换的意思存在的，是一种变相贸易。

同时，“藩属国”每次进贡的使团，都有商人随行。这些商人会带着本国的商品，在中国政府允许的情况下，进行有限贸易。这种贸易，虽然规模一般不大，最多一两百人，但所获得的利润率却相当可观。等于在“朝贡体系”中，“藩属国”来中国进贡不仅可以得到成几十倍回赠，还能进行定量的贸易。所以“藩属国”基本上都非常热衷于“进贡”，恨不得一年来好几次。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而是中国政府有些不堪重负，只好强制规定各个“藩属国”的进贡频次和人数。你看，在“朝贡贸易”中，中国不仅不追求经济利益，甚至还主动承担经济损失。而这么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天朝上国”的颜面，而是追求整个“朝贡体系”的稳定。那些经济损失，算是对其他国家承认和加入“朝贡体系”的鼓励。

这种体系在实际上也有优势，比如中国不费一兵一足就可以建立辐射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甚至还有部分的中亚地区。而且，从1300年开始，到1850年为止，这几百年间，“朝贡体系”内所发生的国际战争只有两场，“抗倭援朝”就是其中一场。而同时期的欧洲，大小战役打了几百次。这才是中国“朝贡贸易”的真正作用，它追求的不是商业价值，而是政治价值。因此，书中才说：政府并不关心中外贸易发展状况，如何“怀柔远人”，使“四夷宾服，万国来朝”才是其最为重要的目标，贸易仅仅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手段。

在了解了“朝贡贸易”之后，我们就能明白，这一时期的中国，其实并没有“闭关锁国”，只不过对外联系的形式和西欧国家不同而已。明清时期，中国也确实实行了“海禁”政策，但实行“海禁”的目的，不是骄傲自大，而仅仅是为了配合“朝贡贸易”而禁止私人海外贸易的行为而已。这就是明清时期中国的“朝贡贸易”。

和西欧相比，中国的朝贡贸易有两个特点。第一，“仗剑经商”注重的是商业利益，而“朝贡贸易”注重的是政治秩序和意义；第二，仗剑经商虽然有政府的支持，但实际上还是以私人贸易为主，而朝贡贸易则完全是国营贸易。在知道两个特点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的看懂，“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航海”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哥伦布航海”本质上是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的“仗剑经商”，而“郑和下西洋”则被认为是，传播天朝皇帝的恩惠和威仪，是政治目标为首的活动。如果不知道这一层的本质区别，单纯比较二者的规模和贸易量是没有意义的。

和西方相比，中国的朝贡贸易虽然在维持国际秩序和文化扩张方面很有成果，但是对于中国内部社会来说，这种贸易模式其实没什么实际的好处。和西方的仗剑经商相反，中国“朝贡贸易”的特点，不是对内输入，而是对外输出。因此它虽然是贸易，但是并没有解决中国社会生产力上限的问题，也就是没有解决“马尔萨斯陷阱”的问题。所以，尽管《白银资本》一书说明朝的商品经济很发达，却在实际上依然避免不了张献忠、李自成这样的社会动乱。这是我们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

第三部分

通过前两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贸易理念上，明清时期的中国和西欧完全是两种体系。一个以贸易为手段，追求政治秩序的稳定，一个以军事为手段，追求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各自都有实在的意义。如果这两种贸易体系，各自在自己的范围内运行，永不接触，将是一个很和谐的局面。但随着西欧国家的贸易扩张，两种体系发生碰撞是迟早的事情。第三部分，我们就来看看，两种体系碰撞的结果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中国会在近代商业竞争中失败？

其实，在两种体系碰撞的过程中，中国并不是全然处于劣势，在西欧国家初到东亚地区的时候，也是狠狠地碰了钉子的。事情是这样的，1509年的时候，葡萄牙人就基本扫平印度洋了，也控制了印度尼西亚，下一步就要向东南亚和东亚进军。中国这个富庶的地方，自然就成了他们的目标。1513年的时候，葡萄牙人第一次在中国领土上登陆，地点是广东的屯门岛。当时，葡萄牙人以为，中国和他们过去遇到的文明一样，几艘战舰就可以打趴下，所以还是用“殖民”的方法对付中国，先在屯门岛上立了一块石柱，宣示这里是葡萄牙的国土。然后修建要塞，并开始抢劫来往船只和附近的居民。

没想到，中国根本不吃这一套，当时的明朝政府直接对葡萄牙人下了驱逐令。然后在他们抗令不尊，据守要塞的情况下，广东的海道副使直接调集了五十艘战舰将他们团团围困，用火攻的办法，将葡萄牙在屯门岛的战舰部歼灭。这一战之后，葡萄牙人还不死心，继续派了一支船队，结果刚到珠江口的时候就被明朝军队伏击，几乎全军覆没。葡萄牙人见没有办法和中国正面对抗，对中国进行贸易殖民，于是就转而在附近的海域做强盗，抢劫中国船只及沿海居民，结果没多久又被明朝政府剿灭。最后，葡萄牙人没有办法，只得和明朝签订苛刻的不平等贸易条约，比如商品的数量、品类和规模都会被严格限制。葡萄牙人只得在明朝政府的严密监视下，在澳门这个小岛上进行有限贸易，这就是中西方第一次碰撞的结果，远道而来的西方殖民者沦为了天朝的顺民，“仗剑经商”那一套在中国不起作用。后来的西班牙、英国、荷兰刚来东亚的时候，几乎都是这个结局。

那这是不是说明，中国的“朝贡贸易”在竞争上比西方的“仗剑经商”有优势呢？西方的“仗剑经商”在中国不起作用，仅仅是因为国力不济，在军事上不是中国的对手，等到了三百多年以后的1840年，中西方的军事实力已经发生逆转，英国就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中国贸易的大门。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情，我们的讲述重点，还是16到18世纪的贸易竞争。

其实，除了军事因素之外，但从贸易形势上来讲，中国在西欧国家初来的时候就处在下风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明朝政府虽然打败了葡萄牙人，但仅仅是在陆地国土上和邻近海域中。而早在登陆屯门岛之前，葡萄牙人就占领了马来群岛上一个叫满剌加的国家，满剌加是明朝的朝贡国之一。也就是说，明朝能把西欧国家挡在国门以外，但是却不能阻止他们对“朝贡贸易圈”的入侵。而且，因为西欧“仗剑经商”模式非常具有扩张性，所以即使挡住了葡萄牙人，还有西班牙、英国和荷兰人。他们一次不行，来两次，两次不行，来三次。比如荷兰最开始想取代葡萄牙的位置，就进攻澳门，但不是中国的对手。于是荷兰人便放弃澳门，转而攻占澎湖列岛和台湾，把台湾当做东方的贸易殖民点。直到明末清初的时候，才被郑成功驱逐。就这样荷兰人还不死心，为了和清朝建立贸易关系，荷兰人转而帮清朝攻打台湾，甚至在自己的战舰上竖有写着“支援大清”的旗帜。而英国人则在郑成功占领台湾之后，和台湾建立长期的贸易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对西方不胜其烦，甚至一度想用海禁甚至迁海策略来阻止西方贸易，也就是不仅禁止私人下海，而且将海边的居民全部迁入内地。但这终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最后不得不被迫开放广州为通商口岸，并建立“十三行制度”对西方商人进行管理。也就是说，在西方贸易的不断扩张下，中国只能一点一点被迫接受。在这过程中，贸易的主动权逐渐被西方夺走。

但这还不是中国贸易政策最严重的缺陷，最严重的缺陷是，政府对民间商人的不支持，甚至是漠视。前面说过，中国对贸易的态度是，只重视“朝贡贸易”，而禁止民间海外贸易。但是，仅仅靠“朝贡贸易”不能满足中国和“藩属国”的贸易需求，所以就有大量的民间商人出海贸易。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些人实际上是承担着同西欧商人竞争的使命，《白银资本》一书中说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全球的贸易中心，这种贸易中心的地位实际上都是通过中国的民间商人建立起来的。

这种本应该大力支持的行为，政府却采取了漠视的态度，在政府看来，这些离开大陆出海经商的人，是一帮“叛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发生于1740年的“红溪惨案”。当时，中国和荷兰商人都在巴达维亚经商，这里以前是独立的共和国，今天属于印度尼西亚。1740年的时候，当地的荷兰人对中国人展开了恶性竞争，一万名中国人被屠杀，其中大部分是商人。当地的中国商船和商业组织也被荷兰人悉数摧毁。清朝政府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对这件事的回复是，那些中国商人违令出海，本来就应该被正法，在海外被杀，实在是咎由自取。不过，杀人终究是不对的，就自行悔过吧。你看，中国人在海外经商完全是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不管是明朝政府还是清朝政府不仅不会对其进行支持和协助，还把他们定义为“叛民“。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商人怎么可能竞争得过，有政府支持，有坚船利炮的西欧商人。所以，我们看到，当时中国的沿海贸易，逐渐被西欧各国控制，连中国和日本的贸易也先后被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垄断。而在海外贸易受挫的情况下，中国的内陆商品的国际地位也逐渐被取代。比如茶叶贸易逐渐被印度取代，瓷器贸易被欧洲取代，甚至到了1872年的时候，中国从传统的瓷器出口国变成了瓷器进口国，到了1886年的时候，中国进口的瓷器进口量已经超过40万两白银。就这样，中国从15、16世纪的世界商品出口国逐渐变成了18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市场之一，原先的贸易优势和地位全部丧失。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部分内容，“朝贡贸易”和“仗剑经商”原本是两个体系的商业模式，各自有其自身的贸易目的和优势，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好坏高下之分。但是，当这两种模式发生碰撞之后，“朝贡贸易”的弊端立即显露了出来，尤其是对民间贸易漠视的态度，直接导致了中国商人在贸易竞争中的劣势和中国原本的贸易地位的丧失。

你看，东西方不同的贸易模式，不仅造成了中国在近代贸易竞争的衰落，还决定了东西方社会在“马尔萨斯陷阱”问题上的不同结局。从这种程度上来说，东西方社会“大分流”的结局，从两种贸易模式形成之初，就已经决定了。

总结

好，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已经给你讲述的差不多了，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真实的历史跟我们过去理解的不一样。西欧在地理大发现时期的对外扩张，并不是一个进行和平贸易竞争的过程，所有的商业扩张和垄断，都有军事支持。而所有贸易兴衰的背后，都伴随着军事层面的对抗。

而同一时期明清时期的中国并不完全是“闭关锁国”的状态，它有自己的一套贸易理念和体系，就是“朝贡贸易”。而“朝贡贸易”的初衷不是经济利益，是政治秩序。从政治的层面上来说，中国的“朝贡贸易”模式确实比西欧的“仗剑经商”有优势。在政治上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维持了亚洲东部地区几百年的和平，而同一时期施行“仗剑经商”政策的西欧，却彼此之间打了大大小小几百场战役。

但是，既然中国的贸易思维不是以获取利益为主，就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商业竞争力很弱。中国政府只承认“朝贡贸易”的合法性，对民间贸易既不认可，也不保护。如此一来，就产生了两个严重的后果。第一，由于中国民间商人不受保护和支持，所以在和西欧的商人接触之后，就始终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这样一来，不仅中国海外贸易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就连“朝贡贸易圈”也被蚕食和压缩，最终连中国本土也被西方贸易侵蚀。

第二，东西方贸易理念和模式的不同，不仅影响了全球的贸易格局，造成了中国在近代的贸易衰落。而且从社会层面上来看，西方侵略式的贸易扩张，让欧洲社会可以获取足够的外部资源，在社会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度过了“马尔萨斯陷阱”，完成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跨越。但是，中国的“朝贡贸易”，虽然叫“贸易”却是以输出为主。虽然明清时期中国内部贸易比较发达，却无法使中国社会跨越“马尔萨斯陷阱”，造成了彭慕兰所说的“大分流”。也就是，近代以来中国和西方的国力差距越来越大。

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的侵略式扩张就值得肯定，中国的和平贸易政策就要被否定。这本书给我们提供的绝不是关于东西方贸易模式好、坏、优、劣的评价，而是理解近代史的一个新视角。

撰稿：萌露

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

转述：怀沙